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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气: 发表时间:2022-08-27

三年前,管中闵参加台大校长竞选时,正值台大国际排名谷底,又遇高教人才出走危机,如今,台大的国际排名创下双百大史上最佳纪录,他如何翻转劣势?

管中闵参加台大校长竞选的2018年,正逢台大国际排名跌落谷底,以及中国崛起,以惊人预算全球揽才冲刺国际排名的时候。当时,不只台大年度预算居然输中国2.5线大学,中港星大学教授薪资是台湾三~四倍,台湾人才一波波出走对岸,宛如国家级高教危机,“台大竞争力正日趋衰弱?”

三年过后,台大的国际排名不仅回升,更创下双百大史上最佳纪录,还编纂了台大首本《大学社会责任报告书》,站上国际趋势前端。

台大如何翻转劣势、定位未来?《远见》专访台大校长管中闵,谈国际排名、资源分配以及愿景,以下是专访内容:

台大拥实力,可望跻身50强

《远见杂志》问(以下简称问):台大2020年拿下首度创下国际排名“双百大”,为何台大国际排名在这两年内可以V型反转?

管中闵答(以下简称答):台大双百大,我当然非常开心,但也必须说,这样的成果绝对不可能是一年半载就冒出来的,一定是长期累积的结果。当然更不可能说台大终于有了校长,所以排名马上就大跃进,这样我要被人家骂死了(大笑)。

然而,这并不表示我们什么都没做,首先是技术面。大家必须认知,大学排名创建在许多统计资料上,学校想办法找到最正确的资料,才能如实反映出学校本应该有的成绩。既然比赛有守则,那我们就弄清楚、好好做,不要在这种技术面上吃亏。

第二,当资料确实搜集后,就可以进一步观察,这些国际评比看重的面向上,台大有哪些还可以加强,让学校努力的方向,与世界趋势同轨。

例如,近年来国际高教都强调大学“国际化”,观察台大跟姊妹校的链接、交换学生数量、访问学者的强化,支持更多国外优秀学生、杰出学者、跨国研究来台大,也就等同改变国际化相关指标的统计数值。

这是我们这两年来持续在做的事。国际竞争激烈,校与校在各指标上的差距其实很小,当我们每项指标都改善一点,或许单项看起来进步没有特别大,但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整体的变化,所有小进步累积起来,就成为一大步。

这件事我以前还是教授时,并不能感受,但如今担任校长,看到台大全体资源与人才实力,对这件事非常有自信。

所以,你问我,台大为何2020年会拿下双百大?我还想说怎么现在才拿到,台大真正的国际排名,没理由不能在全球50名之内!

图/整理:谢明彧

投资潜力股,让效益最大化

问:台大经费多年来都输给亚洲区竞争对手,面对资源不足,台大如何维持国际竞争力?

答:过去几年,大家都在讲台大的“钱”输人,尤其输给中国、香港、新加坡。台大经费的确比人家少很多,但钱少有钱少的用法,如何把有限的经费用得更有效率,就是校长的责任。

比方说,我上任之后,对于新聘教师以及弹性薪资,从人数到金额都增加很多。有一次开会,有位院长问我:“校长你现在又增加某某奖学金,还有补助计划,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人做的事?”他不问还好,一问我还真愣住了,因为我仔细想想,对于原本旧有的,我好像并没有真的少做什么。但我透过东挪西凑,在投注老师的聘任和研究上,挪出了一大笔钱来支持。

过去两年,我从来没对外说,希望教育部再多给钱,我只说,希望政府能松绑,不要太过干涉学校怎么使用经费,让我可以用得更弹性、做得更好。

我会主动请院系告诉我:“哪些人你们觉得很有前途?”然后去找这些年轻老师,问他们:“你还缺些什么?”

有些领域的研究就是需要重装备支持,很多研究设备动辄800万、1000万,如果一位研究者需要800万的重装备才能做出突破,学校却只给他200万,请他慢慢去找那剩下的600万,可能三、五年后他终于筹到钱,研究的颠峰期也过去了。那我为什么不在他能量最强的时候,就给他最实时而完整的帮助?

这其实就像一场赌注,我不敢保证我每一笔投资都一定会开花结果,但我如果不赌,就绝对不会新的未来。

所以只要老师来找我,不管是资浅的希望做开创性研究,或资深想做深入型专案,我都很乐意,我告诉他们:“你讲的我并不一定懂,但我愿意赌你做这个研究,请你继续冲刺你的目标,”我在这些老师身上,感受到他们对研究的热情,我希望推他们一把,把年轻人顶上去。

补助聚焦,不会雨露均霑

学术研究就像是一层一层的关卡,第一层可能是国家研究计划,第二层是领域中的重要奖项,第三层可能就像诺贝尔奖,很多台大老师都到达了第一层,但怎么透过资源的投资,让老师有机会进入第二层、甚至第三层,这就是我正在思考的。

对于资源,我从来不是想著这个人分200万、神秘人分200万,但每个人需要的其实都不只200万;我会说:请你再努力一点,就可以有400万、600万,我不要雨露均霑,而是找出最有机会往上跳的神秘人,就算会赌错,但我愿意冒这个风险,让一个老师有机会从第一层上到第二层、第三层,从200万变成拿到800万、1000万。

当然,我也会问院系所,你们是不是也愿意拿出一样对等的资源,一起来帮助这个老师?如果系所也愿意,就算院系只出一小部分、我出一大部分也没问题,但必须是所有人都支持同一个目标,才真正有价值。

很多人都说大学不应该一味追求国际排名。国际排名从来不是我的目标,但如果我们能把一些事情做好,国际排名也没有理由会掉下来,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台大真正排名,应该是可以到全球前50名。

图/整理:谢明彧

问:台大去年编纂第一本《USR报告书》,这也是您的竞选政见,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?

答:大家会关心台大国际排名,说白了,台大就等于是台湾高教界的长子,许多人都对他有著高度期待。如果国际排名是学业成绩表现,那在成绩之外,是不是还有其他应该做的,来回应社会对台大的期待?

这就是为何我这两年,会力推台大完成第一本《大学社会责任报告书》,我想告诉社会,台大除了努力打国际杯,我们也做了很多对台湾社会的服务,例如偏乡、部落、农业、环境,甚至还把力量延伸到海外。

发展多元价值,创造影响力

如果有一天,我们走到海外,告诉别人台大是台湾最好的大学,但能说的,却只有台大在哪个领域有多少篇高等级论文,我想社会多数人很难理解,台大到底为什么值得被说是最好。

我当然希望台大能有很多高等级论文出现,但这不是我们唯一追求的数字,除了好的学术成就,我更希望台大是一个更有文艺气氛、人文素养、关心社会的学校,台大有3万2000人,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方向,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面向,创造台大影响力。

之前台大举办一场“未来大学高峰会”,会后我接到很多询问,要怎么在现有教育部的各种规范下,做到期待的未来愿景?但如果我只是宣布台大要怎么对抗现有法规限制,哪里需要举办这样集结校方、教授、学生的论坛?只要盘点教育部现有规定,就知道哪些可做、哪些不能做。我希望给所有台大师生思考的,是从回顾大学教育的历史脉络,去思考社会变动过程下,社会需要的人才新样貌。

对于台大,我不只定义它是怎么样的领导者(leader),更要去定义未来(future),台大要领导改变,而不是等变化发生,才跟著改变。

如果台大在社会变动过程中,毫无动静,坐等别人改变完后再去抄别人,短期或许省力、有效率,但到了下一阶段,台大就会被视为是一个次级的学校,而非引领者。

这就是我为何对于学术,愿意投注资源去赌年轻学者和未知研究的可能;对于社会,我要关注大学社会责任,去理解这个社会的变化与需求,从变动和未知中,才会看见创新的可能;而创新,就是过去没有,你能先做出来。我愿意给这个空间、资源,种下“未来台大”的种子,在现有的制度和资源下,有机会长不一样的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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